導讀：不到4年時間，微信月活躍賬戶達3.96億。一個人時、聚會時，在車上、在路上，在睡前、在醒來后，人們爭分奪秒地刷著“朋友圈”，沉浸在虛擬的網絡世界里。在中國，“微信依賴癥”正在形成。這種依賴癥背后，是一種孤獨的癥候。微信有讓你變得越來越孤獨嗎？

被微信“綁架”了

科技宅男愛上了手機里的人工智能系統OS1，跟“她”（由性感女神斯嘉麗·約翰遜配音，相當于iPhone里的Siri）發生了一段人機畸戀，最后發現“她”同時愛上了461人，遂罷用手機，回到不美好但真實的現實生活。以上是最近受熱捧電影《她》(Her)的情景，離我們真實世界越來越近。

坐在我面前的曹國鈞，男，49歲，是中國一家國企的信息部主任。他手持4個終端，有4個微信私人賬號、3萬多微友、15個微信公號、2000個微信群。500人以上的大群就有10個。經營這么多微信，與他的日常工作并沒有直接關系。

紐約大學社會學家埃里克·蘭納伯格(EricKlinenberg)曾在《大西洋月刊》2012年5月封面文章《Facebook讓我們變得越來越孤獨嗎？》中說，社交互動的質量而非數量最能預測孤獨狀況。他在接受《商業周刊/中文版》采訪時，重申了這樣的觀點。

大衛·梭羅說，社交是廉價的。他獨居在瓦爾登湖邊，偶爾觀察兩只螞蟻在打架，他所描述的是惠特曼時代自然主義的美國。20世紀5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大衛·里斯曼的學術著作《孤獨的人群——美國人性格變動之研究》竟然風靡一時，擊中了人們在機器時代的脆弱內心。

現在新機器把整個社會都卷入進來，一種新的社會性格正在形成。在中國，這種社會性格，有一個新名字：微信依賴癥。這種依賴癥背后，在社會學家們看來，是一種孤獨的癥候。

依賴癥與孤獨的關系，用約翰·卡喬波(JohnCacioppo)向《商業周刊/中文版》描述的一個比喻就很容易理解：就像小汽車，如果你開車去見朋友，你會很快樂；如果你一個人駕車看著旁人的狂歡，你就孤獨。如果小汽車創造了郊區，它也創造了孤獨。卡喬波是芝加哥大學認知和社會神經學中心負責人、孤獨專家，多年研究社交媒體。

根據微信官方數據，不到4年時間，微信已積累了8億用戶，超過了歐洲總人口，其中月活躍賬戶達3.96億。公眾號數量超過了580萬，日均增長1.5萬。龐大用戶的活躍，讓微信估值飆升，里昂證券亞洲4個月前在報告中估值，說微信價值已達640億美元，三倍于Facebook收購的WhatsApp。

微信讓許多人患上了這種新病癥：微信依賴癥。嚴格說，這是一種社會病灶，一種社會性格和習慣的形成——可能好，也可能壞。

“我真的崩潰了。”回憶起一年前的事兒，曹國鈞不停搖頭。2013年7月22日，整整一天，曹國鈞都抱著手機，不停地點擊微信登錄按鈕。當天上午，由于通信電纜問題，微信大面積崩潰，和數億受影響的其他微信用戶一樣，曹國鈞無法登錄微信。那天，他第一次和他那個由3萬多好友組成的龐大微信世界失聯，他想知道誰又在約飯局了，哪位微友發了求救信號：比如小孩上學擇校、比如找醫生什么的。

活在微信這孤獨星球上

“社交應用就是為孤獨而生的，孤獨的人喜歡社交媒體。”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羅蘭德·沃金(RonaldDworkin)對《商業周刊/中文版》說。

7月10日下午，我們與曹國鈞見面時，他穿著一件草綠色的T恤，就是微信App底色的那種綠。曹國鈞把他和家人之間有限的溝通也挪到了微信上。他的手指在iPad屏幕上翻了好幾頁，才找到他與兒子的聊天記錄。征得他本人的同意，我們引用了以下一段對話：

兒子：“底特律，20：38。”

父親：“能趕到下一班嗎？如何安排？”

兒子：“到達芝加哥，當地時間21：03。”

沒有一點多余信息。父子之間的對話如果有一些柔情蜜意的問候或許更好。曹國鈞還建了一個小群給一家三口。起初，他會在小群里敲一句，“今天不回去了。”現在，他只有在要回家的時候，才在里面說一句“今天回去”。他說妻子也已經習慣了。

接受采訪時，曹國鈞也不忘滑動微信頁面，選擇性地點開一些未讀信息，歪著頭把跟臉大小相當的iPad湊到耳邊聽語音微信。

這臺iPad上，還安裝了日本即時通信應用Line、中國電信和網易聯合推出的移動IM“易信”、阿里巴巴的“來往”、網絡即時語音溝通工具“Skype”、新浪旗下類微信社交IM產品“微米”等。

望著曹國鈞與微友們忙得不亦樂乎，我們很難問出口：你孤獨嗎？這不是梭羅似的孤獨，字義一目了然。有了社交媒體和工具，人們非常忙碌地參與了各種社交群組和討論。1990年代時是郵件組和BBS；之后是QQ和MSN；博客、Twitter、微博、Facebook、Path、Instragram、WhatsApp、陌陌……

“為什么我們花費了很多時間與技術在一起，卻吝嗇把時間分給現實生活中的人？為什么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這是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家雪莉·特克(SherryTurkle)的疑惑。1990年代初，她沉醉于網絡聊天室和在線虛擬社區，寫書慶祝網絡新生活。20多年后，昔日的科技代言人變身科技反思者。

網絡帶來了新空間。在這個新興空間的一端，雪莉·特克采訪到在同一張床上給對方發短信或者寫電子郵件的夫妻。她在《群體性孤獨》一書中對此評論說：手機在身讓孩子們有了安全感，但他們生怕漏掉任何一條重要信息。網上友情容易獲得，但這種親密關系存在著隨時失去的風險。

微信創始人張小龍從未公開解釋微信啟動頁面的寓意：一個孤獨小人獨自面對星球。人們樂意把它解讀為微信增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幫人解決孤獨問題。但張小龍也承認，“通過技術解決不了人的內心情感需求”。

據統計，3000多萬美國人獨自生活，約占美國家庭總數的四分之一。人們夜以繼日地通過手機和電腦保持不間斷的聯系，社交網絡繁忙喧鬧，個人卻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孤立與疏離。

“社交媒體融入生活，這一切剛剛開始。”埃里克·克蘭納伯格在郵件中對《商業周刊/中文版》說。

我們擁有越來越多的新的社交工具，卻越來越少地擁有一個真實的社會。羅蘭德·沃金著有《虛擬幸福：新幸福階層的陰暗面》等書。他發現，在Facebook上人們很難建立強聯系（關系）。“那些只是熟人，不是朋友。有的人有超過200個Facebook好友，這實在太瘋狂了。你在網上有多少朋友并不能反映現實生活中有多少朋友。”他在電話中說。

科技只是工具

社交網絡依賴癥讓人變得孤獨，是危言聳聽嗎？是社會學家杞人憂天嗎？不是說好的“工具無罪”嗎？

“社交網絡不會讓人們感到更孤單。相反，頻繁地更新Facebook會減少孤獨，因為更新狀態勤快的人會感到自己和朋友們聯結在一起。”德國社交網絡研究學者格羅斯·德特斯(GrosseFenneDeters)在電話中對《商業周刊/中文版》說。她研究了人們使用Facebook的頻率如何影響他們看待朋友、家人以及社會的方式。

曹國鈞在我們面前展示了他的2部智能手機以及2臺iPad，這4部終端設備里都安裝了微信。在那臺屏幕花掉的iPad上，微信圖標很顯眼，曹國鈞點開微信應用，左下角的微信未讀數字一直在跳轉、增加，最后停在了314772。

如果曹國鈞每一秒看一條信息，這需要87.4個小時。如果他還回復一些信息，估計要花更多時間，這還不算在他看信息同時，又跳出的無數信息。

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格拉諾維特(MarkGranovetter)從互動的頻率、感情力量、親密程度和互惠交換四個維度，把聯結分為強弱兩種。

“我知道很多人擔憂網絡社交會使人孤獨，他們害怕網絡交往會成為現實社交的替代品。但更多研究認為，這種擔心是不正確的，因為科技只是工具，會帶來什么結果完全取決于人怎么用它。很有可能是，人因為孤獨了，才跑去網絡上找人交流。”格羅斯·德特斯說。

約翰·卡喬波也支持格羅斯·德特斯的觀點。他在《孤獨是可恥的：人性與社會聯系的需求》一書中將孤獨比喻成“饑餓”，它們是某種信號，預警你餓了或缺愛了。

卡喬波基于大量的社會學調查、生物學與流行病學研究，提出了一個“孤獨模型”。他發現，一個人是否孤獨，并不能根據Ta的聯系人多少做出判斷。許多人擁有很多“她”，但仍然很孤獨。

電影《她》男主角的工作是在漂亮的手寫信網站上替別人寫情書。他自己經歷婚姻破碎，面臨中年危機；他負責傳遞情感，跟有好感的女同事卻有表達障礙；他享受指尖運動和虛擬性愛，卻在洛杉磯的街頭一個人游蕩，倍感孤獨……

“微信孤獨癥”五大癥狀

如果說存在“微信孤獨癥”，典型的癥狀有哪些？那么人使用微信等移動社交工具，個體感受是否具有社會學意義上的普遍性？

今年4月，一條關于社交狂人的視頻在網絡上被播放了將近4500萬次。“我有422個聯系人，但我很孤獨……”一位叫加里·特克(GaryTurk)的年輕人面對鏡頭，控訴手機加重了人的孤獨。

視頻中是我們日常中司空見慣的畫面：幾位年輕人坐在沙發上一言不發，各自低頭滑動手機屏幕；繁華的街道上，人潮人海中，一個男人停步低頭玩手機；屋子里，一個小孩兒目不轉睛地玩iPad游戲，留下屋外空蕩蕩的秋千。“我們假裝沒有感覺到社交孤立。”加里·特克說。

曹國鈞平時大部分時間沉浸在微信的虛擬世界里，睡覺除外。他每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床上看微信。早上開車上班路上，堵車時刷微信，等紅綠燈時也看微信，分秒必爭。

白天，他所有碎片化的時間都用在了微信上，晚上下班，還有一堆微信公眾賬號等著他打理。他主動在群里發起話題，引導討論，以維護群的活躍度；他給發小廣告、收集聯系方式的微友“黃牌”或“紅牌”，維護群的秩序；他翻看認識的不認識的人發來的看不完的微信消息，迎來送往……

埃里克·蘭納伯格說，“每個時代人們都會感到焦慮，但這種焦慮常常伴隨新的溝通技術出現。”對于微信社交逐漸呈現出重度依賴現象，我們又提煉出“微信孤獨癥”五大癥狀：

癥狀一：我們已經被微信“綁架”了，我們的生活就是：微信見。

一個網絡段子：“每天早晨，人類從微信中醒來，不刷牙、不洗臉、不下床……第一件事，用各種各樣的安卓、iOS、iPhone、iPad、三星、HTC、聯想、OPPO……奔向同一個App：微信。每天早晨，每個草根和屌絲，都突然找到了皇帝批奏折的感覺，要瀏覽比真皇帝的奏折還要多得多的微信留言。”

新媒體觀察者、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教師魏武揮也是個微信重度用戶，幾乎從不退出微信。他說，“和弱關系相處久了，就會導致不會處理強關系。現在微信的用戶很多都很年輕，他們不擅長處理強關系，與父母的關系不像上一輩那么密切。”

過度頻繁的聯系讓人產生習慣性的心理饑餓感，“總擔心錯過什么，總擔心失去什么。”DCCI互聯網研究院院長劉興亮說，“我們聯系別人不僅是為了減少焦慮，也是在追求一種存在感。”

劉興亮已經離不開微信了。“PC時代的社交有在線和不在線兩個狀態，移動互聯網時代默認隨時隨地永遠在線。我們發出一條微信，默認對方立刻能收到。”

很多人對微信態度復雜：既嚴重依賴，又不堪其擾；既有錯過的焦慮感，又有病態的強迫癥。

這是新時代的迷幻藥：你已經上癮了，欲罷不能。“有時候挺討厭這個東西的。比如不想被打擾的時候，它還叭叭叭響。”魏武揮說。

癥狀二：在微信上你知道對方不是一條狗，但你們是熟悉的陌生人。

劉興亮發現，“社交工具讓網友變成了朋友，也讓朋友變成了網友。”他和一位好哥們兒同在北京，一個住東邊，一個住西邊，30km的現實距離難以跨越，一年見不了幾次面。但他們常在微信老鄉群、同學群中聊聊天，通過彼此的朋友圈了解對方的動態。“朋友就變成了網友，這時候就孤獨了。”

2005年，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社會數量研究所所長諾曼·尼(NormanNie)對4113名互聯網使用者進行調查后，在《斯坦福報告》中說：“人們在網上待的時間越長，在現實中與人打交道的機會就越少。”科技正促成一些“后現代主義時代的家庭”。雖然同在一個屋檐下，每人待在各自的房間上網。陌生人社交App陌陌CEO唐巖認為，家庭成員的關系變得疏離，也許是社會的組織結構變了。“以前，家庭對人非常重要，基本上血緣關系決定了你在社會上能獲得的幫助；但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你的同事、朋友在你生活中占的比重往往要超過家人。人最容易產生一種偷懶的思維方式就是：哎呀，人心不古，這個社會變了。”

癥狀三：微信已經成了一種新的身份ID，但你從此進入了一個美麗新世界嗎？

套用“垮掉的一代”詩人艾倫·金斯伯格的詩句：“我看到這一代精英，一個個毀于微信……”劉興亮有3000多個微信聯系人，4000多個手機聯系人，常聯系的不到200個。他不是沒想過控制聯系人的數量，但他發現每參加一場活動，添加微信號、掃微信二維碼成了標準動作，傳統的名片退居二線。不過，“我覺得微信在線的時候很熱鬧，不在線的時候很孤獨。”

2014年7月5日，微信官方公布了微信群升級的新規則：人數允許超100人，但被邀請入超過100人群的微信好友必須是已開通微信支付的用戶。商業化野心昭然若揭。

癥狀四：如果說微博像信息集市、大字報，微信朋友圈更像樹洞、情緒反射器。夢想沒照進現實，內心有很多陰暗角落。

在微信朋友圈中，愛貓的秀貓，媒體人愛黑媒體業自身，秀恩愛曬寂寞的也大有人在。上傳圖片，你可以使用“群組”功能來選擇看你的人。“群組”所藏的秘密也很多，從“密友最愛”到“無公害”，再到“不太熟”，親疏關系非常明顯。

有位微信典型用戶，女孩蕊蕊需要正能量才能開始新的一天，她幾乎每天清早都會在朋友圈里發“早安”系列的心靈雞湯。有天早晨，一位朋友留言，“我還以為是系統自動發的呢。”

癥狀五：馬化騰的“連接一切”野心很大，但最終人會被機器所控制嗎？

曹國鈞到哪里都要帶著4臺移動終端，里面的微信是他連接世界的密匙。這像《黑客帝國》里人的腦袋后面插著電腦線的場景嗎？

2013年11月，騰訊董事長馬化騰在“W3C大會”上，把“連接一切”作為通向互聯網未來的七個路標的第一個路標。“智能手機成為人的一個電子器官的延伸這個特征越來越明顯，它有攝像頭、有感應器，而且通過互聯網連在一起了。”騰訊微信團隊拒絕對社交孤獨話題發表評論。

從來都有人贊美、神話科技，也不乏有人反科技。《你并非機器》的作者杰倫·拉尼爾(JaronLanier)擔心人變得去適應機器和科技。

互聯網專家、財訊傳媒集團首席戰略官段永朝是科技的追隨者。他最近在手腕上拴了一個可以記錄運動量、睡眠質量等健康信息的Fitbit智能手環，“我想每天24小時拴著它，拴上幾個月，看我的認知心理能否帶來改變。”他堅信人與科技注定彼此交融。科幻小說和電影老提到機器人統治世界。

“人的孤獨感和對科技發展的擔憂，都源于對確定性和秩序的失去的恐懼。”段永朝說，“人是萬物的靈長。莎士比亞這句話簡直就是文藝復興以來對人的情感的高度概括。人居于世界中央的思想延續了500多年，當人發現自己有可能喪失萬物靈長的位置，這個世界可能逃脫我們的手心，能不焦慮嗎？”段永朝反問。

熟人，還是朋友？

“當我們哭泣時，需要的是一個肩膀，而不是一條信息。”英國牛津大學人類學家羅賓·鄧巴(RobinDunbar)接受《商業周刊/中文版》郵件采訪時，如此形象地描述社交網絡與人的關系。

曹國鈞每天收到微信無數，但未讀微信數字也大得驚人，所有的人都是朋友，又都不是朋友。

在電影《她》中，有一次，男主角的人工智能助手毫無預兆地消失了，他恐慌至極。

鄧巴20多年前提出的著名的“鄧巴數字”，即“150定律”(RuleOf150)，在移動社交時代仍然有效。“150人似乎是我們能夠建立社交關系的人數上限，在這種關系中，我們了解他們是誰，以及與我們的關系。”社交AppPath就采用了鄧巴理論，設定每個用戶最多擁有150名好友。

大腦皮層越大，它們所能應付的群體規模也就越大。該定律根據猿猴的智力與社交網絡推斷，人類智力將允許人類擁有穩定社交網絡的人數是147.8人，四舍五入大約是150人。這便是1992年，鄧巴發表在《人類進化》雜志上的研究成果。

鄧巴理論與國內社交表現不太相符。微博微信們的好友動輒數百人，達500人的微信大群也正在擴充。Twitter用戶經常互動的好友人數平均在100到200人之間。Facebook允許用戶擁有5000名好友，但平均好友人數為190人——略高于150人。鄧巴認為這屬于誤差范圍之內。“友情是有深淺的。Facebook讓你加一些現實世界不在你身邊的人（這些人我更愿意稱為熟人而不是朋友），他們會加比150個人多350來讓社交圈變成500。”

《彭博商業周刊》2013年寫過《人類逃不出鄧巴數：洞察人類的社交密碼》，“就像人類無法在水下呼吸、兩秒半內跑不完百米、用肉眼看不到微波，大多數人最多只能與150人建立起實質關系，不可能比這個數字多出太多。從認知角度來講，我們的大腦天生就不具備這樣的功能。一旦一個群體的人數超過150人，成員之間的關系就開始淡化……鄧巴理論解釋的是限制，而正是限制造就了偉大的架構和偉大的公司。”

鄧巴實際上給出的是數字范疇，最核心的圈子可能有三五人，是最親密的朋友；然后是12到15人；然后是50人。鄧巴在《你需要多少朋友？》一書中寫道：“50人通常是大洋洲和非洲土著居民等狩獵采集型社會中集體在外過夜的人數規模。”

羅賓·鄧巴不用社交媒體，手機只用來打電話、發短信，而且只聯系那些日常生活中他常常能見到的人。“線上的社交關系只有通過線下的會面才能存活，人們總把隨便的熟人關系誤以為是真正的友情。”

既然不是社交數量而是質量影響人的孤獨狀態，永遠在線帶來的是隨時被干擾、被強迫，那么，我們這個時代的公司和用戶都應該反思一下技術倫理及異化問題了。

約翰·卡喬波說，互聯網只允許虛假的親密。在《孤獨是可恥的》中，他描述了孤獨泛濫給人類健康帶來的深遠影響。“養寵物，結交網上朋友，是天生群居動物為了滿足強制需求所做的可貴嘗試，但是替代物永遠無法彌補真品。”“真品”是指有血有肉的人。

《她》獲第8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劇本獎，結局以女OS1的離去結尾，留下宅男面對孤獨的真實人生。而曹國鈞無法想象沒有微信的日子。

來源：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周瓊媛

未經允許不得轉載：4A廣告提案網 | 廣告小報 | 廣告圈那點事 » 微信依賴癥背后：孤獨的中國人